评论：失衡与重构 世界经济迈向“双核时期”

　　美国《名利场》杂志近发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撰写的《中国世纪》：“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即使不能保持。中国已回到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位置。”

　　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的“头筹”一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去年10月曾发布了一组数据并宣称，中国2014年GDP预计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大经济体。不仅如此，IMF还预计，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

　　尽管IMF的数据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在经济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中国经济的强势却是不容否认的。关键是中国经济能否真正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引擎，在新一年复杂的世界经济趋势下，中国经济将如何引领世界？

　　聚焦国际经济形势，复旦大学在近日也发布了一篇报告，题为《失衡与重构：2014复旦国际战略报告》，回顾2014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更是对新一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对话”报告的几位撰写者，我们试图解答“中国经济如何影响、引领世界”。

　　对话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中美双核已成世界经济“新常态”

　　刚刚过去的2014年，按照GDP总量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基本上分别占据世界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而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内部，中国和美国又是两大主力，其经济无论是GDP规模还是增长率，优势均较为明显。

　　世界经济增长的中美双核

　　记者(以下简称“记”)：因为有了过去这一年中美经济的强势表现，“世界经济由此进入双核驱动的时代”似乎成为业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您觉得如何理解这一个“双核时代”，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宋国友(以下简称“宋”)：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直观的可通过GDP来考量。

　　按照汇率法计算，2014年中国和美国GDP分别占全球的13%和22%。两者相加，超过全球经济总量三分之一。

　　如果按照IMF倡导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GDP与美国GDP接近，占全球GDP比重分别约为16%，中国略高一点。两者相加，占全球经济总量大致也在三分之一。

　　要说“驱动”，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2014年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贡献要接近60%。

　　记：GDP规模确实很有说服力，但这已是过去的一年。未来的驱动力如何体现？

　　宋：经济增长速度，更能代表一个经济体的活力。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2014年中国和美国分别领跑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内部，中国GDP增长率为7%以上，超过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超过2.2%，大大优于欧盟和日本。事实上，欧盟和日本的经济速度均不到1%，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颓势。

　　在未来，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速度仍然要快于同类国家。美国消费者信心提升，消费稳定增长，2015年有望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保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也不会太大。

　　总量的优势，加上经济增长速度的优势，不断拉大中、美与第三大经济体的差距，巩固并扩大了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记：除了这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中美双核的地位，是否也体现在具体的经济领域中？

　　宋：这是一定的。从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一致背书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长期目标，为地区经济合作注入强大政治动力。在双边经济治理层面，两国也进行着密集、高层、机制化的宏观经济协调。中美之间有着年度性的商贸联委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重要对话渠道，就双方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增信释疑，协调双方利益。以双边协调为特征的治理模式，不仅减少了两国间的政策损耗，而且向外界传递了双方合作的正面讯息，有助于稳定其他国家的市场预期。

　　记：看来中美治理双核的形成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这不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垄断式治理，而是不同发展模式的共同治理，能够为世界其他经济体提供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丰富了治理理念。不仅如此，中美分别代表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两者的共同治理，也能够充分照顾各类经济体的利益关切，实现某种程度的利益均衡。

　　双核合作，避免双核对抗

　　记：“双核驱动”构成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常态”，是否能够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保持稳定？

　　宋：基本上，这一“新常态”是成立的，而且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除非双核之间出现了摩擦，甚至是对抗，才会让这种稳定的格局被打破。

　　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双核和治理双核，中美两国要努力实现双核互洽，为全球经济产生大的合作动力，带来大的治理红利。中美双核可以良性竞争，一定要避免恶性对抗。中美经济良性竞争，有助于通过竞争学习彼此经济政策的长处，大限度释放两国经济增长的潜能。中美要避免双核对抗，对抗会形成排他性的对立经济集团，不仅损害各自的经济利益，而且无法发挥全球统一市场的大规模效应，可能将全球经济拖入弱增长，甚至是危机时代。

　　记：那么，您觉得目前中美双核是否存在对抗的风险呢？

　　宋：事实上，即便是当前，中美在某些领域似乎有一些双核对抗的迹象。在贸易领域，尽管有亚太自贸区的设想，但亚太自贸区毕竟过于遥远，现实是美国主导的TPP(跨一带一路”规划呼之欲出，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也已亮相。在亚太域内，去年10月24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落户北京，与传统的亚洲开放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发展援助机构形成了良性的互补。在全球，随着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的稳步推进，金砖发展银行将于今年在上海实质性启动。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也已迈上征程。

　　今后，如何拓展议题的广度和深度，如何提高规则制定和规制统合的共同意愿，如何加强规则的执行效力及其“外溢效应”，都将成为中国在亚太跨区域合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记：在亚太经济合作一系列新的态势下，中国应该怎样做？

　　贺：中国在新一轮亚太经济合作中，不但要展现大国风范，更要有进取精神，尤其增强自身在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方面的能力，不亦步亦趋，避免一味防御，改变规则“被动接受者”的地位。

　　一方面，中国要对已有的合作倡议持开放的心态，多做建设性的事。通过对话、协商和信息共享，增加合作方之间彼此的透明度，减少战略猜忌。在此基础上加强对“实践”的相互学习，如通过APEC和东亚峰会连接TPP与RCEP，通过欧亚会议连接TTIP与RCEP，甚至在WTO内部倡导建立某种形式的交流机制。另一方面，中国也要积极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加入若干个已有的亚太跨区域合作机制，或建立新的机制。其实这两方面同样是中国外交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双边和地区层次的一体化深入向前发展，成为中国未来对外经济合作的首要内容。中国则应正视TPP等新一轮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谈判的积极意义。即便在短期内不加入TPP，日后在RCEP及其他自贸区谈判中，中国也无法回避此类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做好对TPP等新型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发展趋势的研究，尽早完成国内深化改革和加速开放的制度性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