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用水能否构成全社会共鸣

　　通过水权改革，清徐县工农业用水量得以控制，地下水开采总量在减少，水位得以回升，农民收入得以提高，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面临着投入经费不足、设施维护缺乏长效机制等方面的瓶颈。下一步，如何巩固改革成果和提升经验，并从井灌区向河灌区普及，同时建立健全的水权交易市场，使节约用水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仍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不经意中成为典型

　　据本报记者了解，清徐这场水权改革是在不经意中进行的，刚开始主要针对的是井灌区，由于当初地下水超采，水位下降，不仅出现漏斗现象，而且工农业和生活用水紧张，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酝酿了初始水权改革。

　　其改革的初衷：通过建立一个以水权为核心、水价为手段、水资源有偿使用的水市场机制，运用经济杠杆来组织、调节和影响管理水资源的供需，从经济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间接地强制人们为实现水资源的管理目标而努力。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在总结清徐水权改革的经验和成效时表示，水权改革的优点：一是节约了水资源。二是村里的老百姓真正地意识到水是商品了。三是方便了工程的管护。

　　在太原市水务局农水处处长张秀生看来，清徐水权改革主要是有效地控制了水资源。

　　清徐县副县长李凤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水权改革项目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农民先浇地后付费、有时费缴不上来的情况，还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有效控制水资源，(政府)得到的是社会效益提高，水资源有效利用。

　　李凤梅还表示，现在各村实行先交电费再买水浇地，用电卡控制水卡，实行阶梯电价，给农民的水权范围内是平价，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十，就上调价格。

　　像高花村，正常的电费是五毛五，超出是七毛，再超出就是八毛五，通过价格控制水资源，不需要的就不用了，这样费用反而降下来了，农民也都接受了。另外就是工程上的配套，现在是滴灌、管灌，农民自己购置这些东西，有利于水利工程设施的跟上。

　　韩玉兰也向本报记者介绍了类似情况：刚开始我们没觉得是改革，只是按照水利部“宏观总量控制，微观定额管理”的要求把水权分开。

　　“当时清徐的水资源特别紧张，不仅地下水位下降，而且水资源越来越少，工农业用水需求越来越大，农民灌溉以及生活用水都很紧张。”韩玉兰说。

　　据韩玉兰回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清徐的水资源还是比较富裕的，地面以下两三米就有水，县城小泉、小溪比较多，特别是八十年代提倡开采地下水，打井灌溉，那时打了4000多眼井，每口井才六七十米深；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地下水开始下降，井打到八九十米；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就到了100米，2000年打到180米到200米。

　　“刚开始打一口井，水泵每小时的提水量是五六十吨，后来就不行了，成了二三十吨。一开始泵的下井深度才二三十米，后来成了52米，到2002年实施这个项目时到了130米，泵下得越深，水抽得越少。”韩玉兰表示，清徐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搞节水工程，打井、铺地下管道，农民觉得越来越方便，他们想用多少就用多少，按农民的话说，“田头按上自来水，方便了”。

　　灌溉设备虽然方便了农民，可是农民不懂得节约用水，认为“水是老天给的，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如徐沟镇高花村到了夏天灌溉季节，两个月里水泵就不停地抽。那时水是按小时收费，水费一个村一个价，一度电是四五毛，到了年终一起收费，有些村民甚至赖账不交费。

　　清德铺村委书记郭俊明告诉记者，他们村至今还有浇灌地没收回水费的。而现在一户一卡，先交费后刷卡，用多少水刷多少电，大家都舍不得浪费，有些农户甚至把积攒下来的水借给亲戚用或者高价卖给其他村民。

　　“我们感觉到，地下水从超采到水位逐渐回升，这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张秀生说。

　　“地下水位回升，提高了农民的节水意识，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用水观念改变了，是一个文明的提升。原来都是大水漫灌，现在大家都很节约，这是个很大的转变。”韩玉兰表示。

　　她还用一组数据来表明改革的成效：2002年以前，清徐可利用的水资源(地下加地表水)一共才8000多万立方米，而实际需求是12000多万立方米，每年缺水4000多万立方米，每年超采地下水1800万—2000万立方米水。以前每年开采地下水5000多万立方米，现在才3400多万立方米，基本达到采补平衡。2002年—2014年水位累计回升了9米多，原来水位每年下降1.65米，水位回升明显。

　　水利部原副部长翟浩辉在给《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实践与关键技术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必须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这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

　　功夫不负有心人，樊贵盛教授所研究的《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实践与关键技术研究》课题，不仅在清徐成功落地，而且还得到了各界的认可。

　　清徐县水务局副局长丁保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清徐水权改革能取得成功，一是靠国家和省里对项目的持续扶持。二是各级承办人能做事，肯吃苦。三是村干部有积极性，先交钱买电后浇地，不存在浇地欠钱问题，过去农民缴费缺乏积极性，有的浇了地也不交钱。四是有一定群众基础，智能卡使用方便，随时用随时刷卡，而且还可控制费用，农民普遍都能接受。刚开始有人反对，是因为有些人浇了地不交钱，可以占便宜。

　　“特别是在推广之初非常辛苦，为了安装设备，我们经常和村民及厂家吵架，现在有一定成效，我们都感到很欣慰。”韩玉兰感慨道。

　　樊贵盛也向本报记者坦陈：2003年他带领八九个研究生着手课题研究，2005年鉴定验收，2007年拿到省里科技进步二等奖。“项目走到今天，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与各级承办人不懈的努力息息相关，特别是农水部门的分管局长和科长们，真正推进靠他们。”

　　“这个项目是我当大学老师时 值得回忆和骄傲的，也经得起社会检验，人活一辈子总得给社会留点什么。”樊贵盛由衷地说。

　　记者在与樊贵盛的交谈中得知，项目开展初期，不仅村民们不配合，而且一些部门领导也认识不到它的价值，随着后续进展的深入，才逐渐被重视起来。

　　“2008年，当时的山西省省长还来到现场察看，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也来了，对我们项目评价相当高，他在晋祠宾馆说了这么一句话：想不到在山西清徐县出了这么个典型，八朵玫瑰之一，清徐现在的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还要强。现在水利部也很重视这个项目，2010年在全国农田水利会议上，还重点介绍了它。”说到这里，樊贵盛脸上荡起了自豪的笑容。

　　仍有诸多瓶颈亟待破解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清徐水权改革在各界的不懈努力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也面临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农村节水设施的持续维修、维护缺乏投入机制和制度保障；用水计量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可控水资源的数量、类型、时空分布和境外客水水量等数据需要进行重新分析评价，现有的参考数据是2003年调研的版本，有些陈旧；进一步推动水权改革的动力不足，水权交易市场建设有待探索和完善。

　　赋予水权以市场价格，无疑会加快我国建设成为节水型社会的进程，而在深化水权改革和加大投入方面，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总结清徐水权改革的不足时，樊贵盛认为，一个是经费投入不足，另一个是地表水的计量控制还不够完善。

　　樊贵盛还提出，节水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后续的维护，以及数据传输用的互联网平台的运行和维护等成本投入很大，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建立节水设施的长效投入和维护机制。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水权交易市场，让有限的水资源产生更大的效应，让有限的水权，向高效益的产业流转，也可以把富余水权卖给新办企业。

　　“水权就是水权，该卖就卖，现在村民用不完的水虽然也可以卖给别人，但只局限在本村、本行业流通，这方面有待完善。”樊贵盛表示。

　　丁保平也向本报记者强调了现实困难：首先， 大的问题是维护费用的不足，村里的造血功能有限，不能弥补这一块。县里电费0.48元/度，村里电费0.55元/度，每度电只加了0.7元维修费。设备使用有一定年限，如果坏了更新费用很大。

　　清徐很多机井都是过去延续下来的，新的不多，到了一定年限就不适宜继续抽水，需要更新或维修。井一般用20年左右就会出现出沙等问题，而更新一眼井费用很高，大概在10万至12万元不等的价格，一亩地平均管道12米，1米管道投资大概40多块钱。还有水泵，使用年限五六年，就算不坏也需要维修、更新，控制设备也需要维修和更新。

　　其次是评价数据，如果重新做也需要科研经费。清徐水权改革10多年过去了，现在每亩地分配170立方水还是用10年前的评价数据，水资源状况是否有变化，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没有新的依据。

　　还有就是水市场交易困难。要真正形成水市场，给群众手中的水权找到出路，比如，我有100立方水，今年用了80立方，通过水市场交易，剩余的水需要政府买回。现在的办法是农民的水可以累积，用不了的20立方，累计到明年就是120立方，但并不能卖给别的村。应该有一个中间的平台。现在的交易都在村里，只能内部调节，亲朋好友私下交易调剂，我家用不完你家用，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而实际上，用水量每年都有变化，今年我用得多，明年可能用得少；有的种玉米，有的种蔬菜，有的是大棚。村民之间、邻村之间怎么调整水量，怎样形成有序的交易，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些国家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水价提高10%，用水量下降5%；水价提高40%，用